彼得·蒂尔:新核能市场将成风投热土

nuclear reactor

Peter Thiel: 在刚过去的这个炎炎夏日,七国集团首脑(G7)承诺将对全球暖化采取“紧急且具体的行动”。那么具体是哪些行动呢?我们相信很快就能在这周于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中看到答案。但此前我建议大家先看下美国等国家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必须解冻一些导致我们相应的核能科技一直处于冰封状态的能源政策。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取代污染严重的矿物燃料的话,那么我们毫无疑问是需要发展核能技术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很明朗了:我们要不就是纸上谈兵,对所谓的无碳环境意淫下就完事开始事后烟;要不就是切实行动,真刀真枪的去干一场以造福后代子孙.

我们都清楚现有的能量来源是完全不够支撑人类往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的。这对于比较贫穷却又想追赶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国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它们想要达成这个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燃烧更多的煤:单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中国增加的煤炭燃烧量就比美国曾经所有的量都高。而即便如此,中国和印度的每年用电量还是比美国的30%还要低,而这些国家的市民所呼吸的空气质量是比较糟糕的。所以在可怕的贫穷及阴霾的天空之外,他们还应该值得拥有第三个选择。

在美国,我们一方面在担心每年产生的50亿公吨二氧化碳以及其对环境所造成的伤害;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已经尽量减少使用矿物燃料的企业也不能否认自己对环境破坏所作出的“贡献”。2008年的那次历史性的金融危机和与之相得益彰的历史性的汽油价格就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投资人来说,人们亟须一种能源的替代品的诉求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是跃然纸上的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倾注大量的资金到清洁能源的开发上面。但遗憾的是,钱是到位了,技术却裹足不前:结果就是破产公司的哀鸿遍野以及那次轰动的Solyndra太阳能电池板公司丑闻。Solyndra是加州的一加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在2011接受了联邦应允的数亿美元投资后就宣布了破产。风能和太阳能加起来给全球提供的能源占比不到2%,且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能源的发展速度能够足够快到可以取代矿物能源。

这里对于推行可再生能源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对在无需风能和太阳能的情况下迈进无碳社会有着切实可行的计划的了:那就是核能。但是最终在消耗大量的资金,解决大量的技术挑战,碰上1979年吊诡三里岛事故以及此前预言式的“中国综合症”电影之后(此电影的名字也不是因为我国某种原因而起的,它的来历是由于电影中的台词“核反应堆的冷却水如果烧干,可能会发生很可怕的事,会把地球烧穿,而美国的地球另一面是中国。”,所以就有中国综合症的说法。吊诡的是这电影上映没多久之后,三里岛核事故就应验般的发生了。),约有上百个反应堆因此而被撤下来。如果我们当时有一直坚持下来的话,我们早几年就已经可以进入无碳社会了。

3mileisland

相反,我们却是走向了反面。1984年,俄亥俄州建成的威廉·H·齐默核电站最终却变成了煤电厂: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对碳污染妥协的一个缩影。

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表面看上去是再次印证了人们此前额恐惧:接近1万6千人在引起该次核辐射的日本大地震中丧生。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人是因为该次的核辐射而殒命。且联合国在2013年的调研中预言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该次辐射会导致相关的健康问题人员的增加。”

福岛核事故

批评家们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拿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来说话,因为该事故带给人们对核能的恐惧更加巨大。但是该次事故的成因更多是因为设计错误和操作人员的不称职造成的。最终报道称有不到50名人员因为切尔诺贝利的这次核事故丧生。相反,根据美国肺脏协会的估算,每年因为煤炭能源的烟尘及空气污染所引起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却达到了1万3千人。

最近能挑战核能给人们所带来的恐惧感的恐怕也仅有环境的恶化了。正如福岛核事故带来的伤害在煤炭燃烧所带来的伤害面前是小巫见大巫一样,全球暖化这个问题更是让环境污染这个问题相形见绌。这个问题大到令现在很多著名的环保主义者都开始宣称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沦陷。
但并非所有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视而麻木不仁的。当新旧政治家们在为排放量标准争论不休之际,新一代的核能科学家已经设计出了更好的反应堆方案。且更关键的是,这些新的设计方案最终将可能会克服核能所以难以成功的最基本性的问题:高昂的价格。使用熔盐,可选燃料以及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有足够的吸引力将核能从教科书搬到日常使用上来。其诱人的利益更是势必会让大量的企业家和如我般的风投对其”趋之若鹜“。

但是,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明文批准,上面所说的着一大堆东西依然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们现在鉴于核能的法律规定其实已经非常的陈旧不堪,它们针对的是老的核能反应堆技术,对新一代技术的商业化是完全行不通的。

庆幸的是,前人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解决方案。1949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爱达荷国家实验室建立了一个试验机构,专门用来研究和评估新型的核反应堆设计技术。所以说,我们这代人欠了预见和研究这些新政的先驱们一个核能产业,同时我们也需要拥抱他们的这种开放的精神来再次照亮我们创新的道路。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重整国家实验室的议案;而最近,白宫主持了一场支持核能的峰会。但是,现在会议是开完了,我们迫切需要的新型核能投资和原型打造方面的计划却迟迟不见踪影。

左翼人士对政府的诚惶诚恐和右翼人士视核能技术如洪水猛兽,最终导致了我们的核能政策裹足不前,但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党派人士应该权衡两边的力量。话又说回来,就环境变化这个主题来说,奥巴马总统曾经在2013年说过,如果我们的子孙将来问到:“我们此前是否在尚有机会挽回的时候,有尽我们所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何以应对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无言以对的,除非我们现在就在事情变得更坏之前把握住机会。抛开一直以来的纸上谈兵,以切实的行动来支持新核能的发展,这才能证明我们确实有严阵以待的对环境变化做出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当年尼克松访华一样,这种事情在美国也只有奥巴马先生才有能力达成。如果这届的总统可以为新核能时代扫清所有障碍,那么我们的科学家们将随时可以为世人建立起一个无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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